加塞特：暴力是最后的理性
本文来自二十世纪西班牙思想家奥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 的著作《大众的反叛》，由刘训练先生翻译。
我们可以断定，已经发生的事情虽然极为吊诡，但实际上却又非常自然：
一方面，世界和生活为一般民众敞开了大门，但另一方面，他们的灵魂与心灵却走向了自我封闭。
因此， 我认为所谓大众的反叛就在于普通民众心灵的闭塞，并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今天人类所面临的重大危机。
我很清楚地知道，有许多读者并不像我这样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并且，它还能进一步印证我的观点。因为，即使我的观点最后被证明是错误的，如下这一事实依然存在，那就是：
在这些持不同看法的读者当中，有很多人用来思考这个高度复杂的问题的时间，连五分钟都不会超过，他们怎么可能与我的想法一致呢？
但是，如果他们相信自己在没有经过认真思考之前就有权利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那么他们显然就属于我称之为“反叛的大众”的那一类荒谬之人，这正是我所说的“心灵的闭锁”（the obliteration of one’s soul）、严重的自我封闭，这是一种典型的智识上的冥顽不化（intellectual hermetism）。
这一类人发现自己身处一座巨大的思想宝库之中，他们对此洋洋得意，并以为自己在智力上已臻于完美至善之境。
由于感到自身之外已无任何欠缺，于是他们索性在这一精神储藏中心安理得地定居下来，这就是自我封闭（self-obliteration）的机制。
大众人自以为完美无缺。而精英人物若是感到这种完美，必定是出于极端的自负，而且这种自以为完美的信念无法与他融为一体，对他来说这是不真实的，它仅仅是自负的产物，他甚至会认为这一信念是假想的、虚幻的、疑窦重重的。
因此，自负的人需要他人，以便在他们身上寻找到力量来支持那些他希望自己能够拥有的思想观念。
所以，即便是在这种病态的情况下，即便是被自负蒙蔽了双眼，那些“高贵的”人也仍然不会感到自己真的就是完美无缺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通大众，当代的新亚当（the New Adam)却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他们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完满。他们自信心十足，犹如亚当置身于伊甸园一般。
他们与生倶来的心灵之冥顽封闭，阻碍了他们获得必要的条件来发现自身的缺陷与不足，这一必要的条件就是把自己与他人进行对比，进行对比就意味着要暂时走出封闭的自我，并把自己转化为邻人。
但是，平庸的心灵没有这样的转换能力——它是运动的极致形式。
此外，我们还面临着智者与愚人的永恒划分：明智之士总是感到自己有沦为愚人的可能，所以他竭力逃避这种稍有疏忽就会降至的愚蠢，他的努力取决于他的智慧；
而另一方面，愚顽之人则从不怀疑自己，他总是认为自己是最明智、最谨慎的人，所以他对自己的愚蠢安之若素，怡然自得。
就像一些昆虫无法走出它们安居的洞穴一样，愚顽之人无法摆脱愚蠢，走出蒙昧状态，也没有什么办法迫使他们将其钝化的视觉与其他更为敏锐的视觉比照。
愚顽之人对生活愚昧无知，他们根本没有沉思默想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安纳图勒•法朗士说愚蠢的人比奸诈的人要糟糕得多，因为奸诈的人还有打盹的时候，而愚蠢的人却从不知道休息。
这并不是说大众人就是愚蠢的人，恰好相反，今天的大众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的民众都要聪明，都要机敏，但这种能力对他毫无用处；事实上，这种认为自己更聪明、更机敏的模糊感觉反而使他更加封闭，并妨碍了他实际运用这种能力。
大众人一旦陷人了思维定势的泥淖之中就无力自拔，各种陈词滥调、先入之见、零敲碎打的思想、空洞无物的言词，统统胡乱地堆积在他的大脑中；他还到处贩卖、兜售这些破烂，这种厚颜无耻的虚妄行径恐怕只能由他头脑简单、智力低下来解释。
这正是我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所作的概括：它不在于平庸的人认为自己是不平凡的，是出类拔萃的；而在于平庸的人不但承认自己是平庸的，而且还宣称平庸是一种权利，并要求强制推行这种权利。
今天，智识上的平庸之辈对公共生活的把持与控制或许是当前时局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也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至少在欧洲历史上，迄今为止，平庸之辈从未相信自己对事物有什么“思想”，他们拥有信仰、传统、经验、箴言、心灵的习惯，但他们从未奢望对事物的实然或应然状态持有什么理论上的观点，比如说对政治或文学。
对于政治领袖们的政纲，他们可以根据其制定或执行的好坏给予支持或予以抵制，但他们的态度只能是对其他人创造性行为的一种反应和回声，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他们从未想过用自己的“思想”来反对政治领袖们的思想，他们甚至不敢从自以为拥有的“思想”立场来评判政治领袖们的思想。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艺术以及公共生活的其他层面。一种对自身局限性以及在理论化方面无能的内在意识，有力地阻止了他们这样做。
其必然结果就是平庸之辈从不会想到，哪怕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应该对某一个公共事务做出决策，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理论的特征。
另一方面，今天的普通大众对世界上已经发生的以及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拥有最精确的“思想”，因此，他们也就失去了倾听的能力。
如果他们已经掌握了一切必要的知识，他们何必再洗耳恭听呢？让他们倾听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做出判断、声明和决定。在公共生活领域，尽管大众依然愚昧无知，但他们却处处插手，频频干涉，强制推行自己的“观点”。
然而，这不正是一项进步吗？大众拥有了自己的“思想”，也就是说，大众受到了教化，变得有文化、有涵养，这难道不是重大进步的象征吗？
绝非如此，普通大众的“思想”并不是真正的思想，也不能说他们因此就拥有了文化。拥有思想就是要检验真理，将真理的军，把真理置之死地而后生。
无论是谁，只要他想拥有思想，首先就得渴求获得真理，并能够接受真理所强加的游戏规则。
如果拒绝接受一种用以检验、规范思想的更高权威以及可以诉诸的一系列准则，奢谈什么思想、观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些规范和准则正是文化的原则。
这里，它们采取何种形式是无关紧要的，我强调的只是：
如果我们的同伴缺乏可以依据的规范，就无所谓文化；
如果没有可以上诉的法律原则，就无所谓文化；
如果在辩论中不接受某些终极的智识立场，就无所谓文化；
如果经济关系不服从于可以保护有关各方之利益的原则，就无所谓文化；
如果在美学争论中不承认评判艺术作品的必要性，亦无所谓文化。
当所有这些必要条件都缺乏时，就更无文化可言了，这是最严格意义上的野蛮！
让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吧，在大众反叛日益滋长的情况下，欧洲正一步一步进入野蛮之境。当旅行者来到一个荒蛮之地时，他很快就会发现这里没有任何统治原则可言。
确切地说，根本就没有什么野蛮人的准则，野蛮就是缺乏可以提出上诉的规范和标准。
文化程度的高低乃是根据这些标准的精确度来衡量的，如果这一精确度过于粗略，那么这些准则就只能grosso modo［大致地］规范生活；反之，它们就可以细致入微地渗透到所有行为的运作当中。
粗暴野蛮的政治运动在欧洲的盛行由来已久，我们只需回想一下早些时候西班牙的工团主义运动或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就可以了。我们千万不要仅仅因为它们是新近才出现的，就以为它们是奇特怪异的。
欧洲人对新奇事物的热情可谓根深蒂固，由此已经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动荡不安的局面。这些新运动的奇特因素并不在于它们本身的新颖，而在于它们所采取的特殊形式。
在工团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形式下，欧洲首次出现了这样一种类型的人：他们根本不愿诉诸理性或者试图表明自己是正当的，他们仅仅是要决意推行自己的意见。这才是崭新的事物：
不讲求理性的权利（the right not be reasonable）、“无理性的理性”（the reason of unreason）。
大众新的精神状态在这里一览无遗：他们没有治理的能力，却决意要统治这个社会。
这种精神状态的结构在他们的政治行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最为直白，而其关键仍然在于我们所育人 “智识上的冥顽与封闭”。
大众的头脑中满是一些奇思怪想，但他们却缺乏理论化的能力。
对于思想观念得以滋生、存活的珍稀氛围，他们更是一无所知。他们希望拥有自己的观点，但又不愿意接受一切观点赖以为基础的前提和条件。
因此，他们的“思想观念”实际上不过是口头上的愿望罢了，仿佛音乐喜剧中的抒情短诗。
拥有某种思想观念即意味着相信自己掌握了拥有它的理由，因此，也就意味着相信理性以及可以理解的真理世界的存在。
拥有思想、形成观点，就等同于向这个权威（慧田哲学注：理性和真理的世界）求助，并服从它，接受它的法则、判断与决定；因而也就相信社会沟通的最高形式是对话（the dialogue），在对话中我们思想观念背后的理由得以检讨。
但是，大众感到一旦接受这种检讨，他们就会迷失自己，因此，他们对承认外在于己身的最高权威这一义务怀有本能的拒斥。
如是观之，当今欧洲的“新”进展就是“与讲座和对话绝缘”、对各种形式的社会沟通与交流的反感，因为它们都意味着对客观标准的服从，从日常交谈、议会辩论到科学探讨本身，无一不是如此。
这表明欧洲人正在弃绝一种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的公共生活，也就是服从于标准的公共生活，而向蒙昧野蛮的公共生活蜕变。
为了直接实现他们渴望强制推行的措施，他们公然抵制一切规范的程序。心灵的冥顽与封闭促使大众干预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同时这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采用一种单一的干预方式，那就是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
当我们这个时代的诸种起源被拼凑到一起时，我们就会发现，其特有旋律的第一批音符是由法国的工团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在1900年左右奏响的，这些人正是“直接行动”这一方法与名称的始作俑者。
人类往往倾向于使用暴力，有时候暴力的惟一后果就是纯粹的罪行——它不是我们这里关注的对象；但有些时候，当人们发现其他一切正常的手段都不足以捍卫他们认为自己拥有的或应该拥有的正当权利时，他们也会诉诸暴力。
命运一再地迫使人类使用此种形式的暴力，这或许是令人遗憾的；但我们也不可否认，它同时意味着对理性和正义最崇高的礼赞。
因为，这种形式的暴力正是“被激怒的理性”（reason exasperated），暴力实际上是ultima ratio（最后的理性），人们总是非常愚蠢地在反讽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措辞，但它确实清晰地表明在诉诸暴力之前对理性及其规范的服从。
文明不过是试图把武力变成最后的手段而已，但对于“直接行动”，我们现在已经再不清楚不过地看到，它正准备颠覆一切秩序，并宣称暴力是prima ratio（首要的理性），甚至可以严格地说是unica ratio（惟一的理性）。
这一规范要求废除所有的规范，取消介于我们的目的与效果之间的一切中间过程，这正是野蛮主义的大宪章（the Magna Charta of barbarism）！
我们很容易就会回想到，在任何一个时代里，大众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参与公共生活，他们都会采取“直接行动”的方式，因此，它是大众屡试不爽的 modus operandi（惯用伎俩）。
当前，大众对公共生活的压倒性干涉已经由过去间断的、偶尔为之的活动发展为正常的、天经地义的事情，“直接行动”公然成了一种被普遍认可的方式。
在这种新的体制下，我们的团体生活开始走向堕落，一切诉诸“间接”权威的行为都受到了压制：
在社会关系中，良好的礼仪不再被遵守奉行；在文学作品当中充斥着粗鲁、暴戾的言辞；两性关系中的约束与节制也是荡然无存。
约束、规范、礼貌、委婉、正义、理性……，人们为什么要发明这些东西呢？创造这些微妙复杂之物有什么用呢？所有这些可以一言以蔽之：“文明”（civilization），它的词根“civis”（citizen，“公民”）揭示了它的真正起源：正是凭借这些事物，城市、共同体、公共生活才变为可能。
事实上，所有这些文明的要素都有一个根本的前提，那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关心他人，替他人着想。文明的第一要义就在于共同生活的意愿。一个未形式化的野蛮人是不会考虑他人的，野蛮就是离群索居的倾向。
因此，野蛮的时代就是人类分散而居、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是各个小群体滋生繁殖，相互隔绝、彼此敌对的时代。
在所有的政治形式中，最能体现人类追求共同生活崇高意愿与努力的就是自由民主政体。它极致地表达了为邻人着想的美德，它是“间接行动”的典型。19世纪的自由主义是这样一种关于政治权利的原则：
在它看来，公共政治权威尽管是强有力的，但它必须进行自我限制，甚至准备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在它所统治的国家中为如下一些人留有空间，即那些在想法上或感觉上与强者，也就是与大多数人不一致的人。
在今天很值得我们追忆起，自由主义是宽容的最高形式；它是多数承认少数的权利，因此，它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曾回响过的最崇高的呼声。它宣告了一种与敌人——哪怕是孱弱的敌人——共存的决心。
认为人类应该达到如此崇高、如此精致，但又如此自相矛盾、如此有悖自然的境界，着实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同一群人似乎又急欲除之而后快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一项过于错综复杂，因而难以在地球上扎根的原则。
让我们与敌人和平共处！与反对派共同统治！这样一种脆弱的美德难道不是正在变得不合时宜吗？
再没有什么比如下这一事实更能清楚地表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了，那就是只有很少的国家还允许反对派的存在。
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里，一个同质化的大众正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压跨并摧毁每一个反对派。
一旦看到大众那紧凑、麇集的外表，谁还会信任它呢？他们并不想与那些异己阵营中的人共享生活，他们极度仇视、憎恨非我族类者。